第二百四十二章 最后的秋天 (第1/2页)
1988年4月，罗斯托夫州克拉斯诺苏林镇。
一个年轻女人的尸体在一片废弃的混凝土板下被发现。她大约二十岁上下，身份始终没有查明。她的尸体上有多处刀伤，颈部有刺伤，面部被刀划开，嘴里塞满了泥土。凶手用一块沉重的混凝土板砸碎了她的颅骨。
侦查员在报告里写下了一个不太确定的结论：伤口模式与森林地带系列案件相似，但作案手法有差异——这次的受害者没有被取出眼球，肠道也没有被切除。他们无法百分之百确认这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但科斯季耶夫看了报告之后，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他写道：“克拉斯诺苏林，1988年4月。可能是他。不确定。但模式在变化。”
1988年全年，奇卡提洛杀了四个人。除了克拉斯诺苏林的那名女子，他还在乌克兰的伊洛瓦伊斯克杀了一个九岁的男孩，在沙赫特附近杀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在罗斯托夫市区又杀了一名身份不明的女性。
这些案件分散在不同的辖区，分别由不同的侦查员负责。没有人把它们跟森林地带案件联系起来，因为作案地点跳出了之前集中的铁路沿线，手法也有细微的变化。
科斯季耶夫是在1989年初才注意到这些案件的。他在整理上一年的未破杀人案统计时，看到了伊洛瓦伊斯克那个九岁男孩的案卷。男孩的尸体在树林里被发现，身上有三十多处刀伤，眼窝附近有明显的刮擦伤。他把这份案卷跟森林地带案件的受害者名单放在一起比对，然后拿起电话打给了伊洛瓦伊斯克分局。
“你们那里1988年5月的那个男孩案，我需要一份详细的尸检报告。”
几天后报告寄到了。科斯季耶夫看完之后，在笔记本上又记了一笔：“伊洛瓦伊斯克，1988年5月。九岁男孩。三十多处刀伤。眼窝刮擦。是他。”
他在办公室墙上那张地图上，把伊洛瓦伊斯克的位置也标了出来。红色图钉已经不再只集中在罗斯托夫州境内了，它们开始向更远的地方扩散——北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南到扎波罗热，西到列宁格勒。
凶手在移动。他越跑越远，越杀越多。
1989年3月到8月，奇卡提洛在罗斯托夫州境内杀了五个人。
三月的第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塔季扬娜·雷若娃。她的尸体在罗斯托夫市区的一片树林里被发现，身上有多处刀伤。
五月，一个八岁的男孩在生日过后的第二天遇害。
六月，一个十岁的男孩失踪。
八月，一个十九岁的匈牙利女学生在罗斯托夫火车站附近失踪，几天后尸体在郊外被发现。
同月月底，又一个十岁的男孩失踪，他的遗体直到奇卡提洛被捕后才被找到。
这一连串案件在罗斯托夫引起了恐慌。家长们不敢让孩子单独出门，火车站和公交站上的警察比以前更多了。
报纸上的报道越来越频繁，虽然措辞依然谨慎，但公众已经知道，有一个专门在火车站附近作案的杀手还没有被抓到。
科斯季耶夫手下的专案组在1989年得到了最后一次扩充。总检察院又调了几个人过来，布控的范围重新扩大到十几个重点车站。
但科斯季耶夫心里清楚，这些人手和资源来得太晚了。凶手已经作案十一年，杀了四十多个人。专案组的存在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官僚式的惯性——它在运转，但没有方向。
1989年秋天，科斯托耶夫做了一次尝试。
他从布哈诺夫斯基那里得到了一个建议：让乔装打扮的女警在火车站和公交站附近巡逻，假装成流浪者或者站街女，引诱凶手现身。
布哈诺夫斯基说，凶手专门挑那些看起来孤立无援的女人下手，如果看到有女人独自在偏僻的地方逗留，他可能会被吸引过来。
科斯托耶夫觉得这个办法有道理。他从内务局调了几名女警，让她们穿上破旧的衣服，在几个重点车站附近走动。有些女警扮成流浪者，坐在站台的长椅上打瞌睡；有些扮成等车的旅客，故意站在灯光昏暗的角落。
这个办法没有抓到奇卡提洛。但它有一个意外的效果：那段时间，罗斯托夫火车站附近的骚扰事件明显减少了。有些本来可能成为目标的女人，因为看到附近有“同伴”，选择了留在人多的地方。
1990年，是奇卡提洛杀人最多的一年。
从一月到十一月，他杀了至少八个人。年龄最小的十岁，最大的三十一岁。作案地点从罗斯托夫市区扩展到郊区的植物公园、火车站附近的树林、以及沙赫特方向的铁路沿线。
其中一名受害者，十六岁的少年维克托·季先科，是在沙赫特遇害的。他的尸体在一片废弃的果园里被发现，身上有二十多处刀伤。沙赫特分局的侦查员在报告里写了跟以前一样的结论：作案手法与森林地带系列案件高度相似。
科斯季耶夫看到这份报告时，在办公室里站了很久。沙赫特是1978年第一起案件发生的地方。十二年了，凶手又回到了起点。
1990年11月6日，星期二。
罗斯托夫市郊，顿列斯霍兹火车站。
上午十一点左右，便衣警察伊戈尔·雷巴科夫在车站后面的货运通道附近巡逻。这个车站不大，周围是大片的树林和荒地，是专案组布控的重点区域之一。
雷巴科夫看见一个中年男人从树林方向走出来。那人五十多岁，穿深灰色外套，戴金属框眼镜，手里提着一个尼龙运动袋。他的衣着不像是在林子里干体力活的人，袋子也不像是用来装蘑菇的。雷巴科夫注意到，那人的脸颊上有一小块暗红色的痕迹，右手的一根手指上缠着绷带。
雷巴科夫走上前去，亮出证件，要求检查。
男人从口袋里掏出工作证，递给雷巴科夫。工作证上写着：安德烈·罗曼诺维奇·奇卡提洛，新切尔卡斯克机车制造厂，工程师。
雷巴科夫看了看证件，又看了看那个男人，问道：“您从树林里出来？”
“散步。”奇卡提洛说，“等车，时间还早。”
雷巴科夫看了一眼他手里的尼龙袋。袋子鼓鼓囊囊，但袋口扎着，看不清里面装的是什么。在苏联的法律框架下，雷巴科夫没有搜查令，也没有足够的具体理由强行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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