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少年游 第八十一章归零 (第1/2页)
火车进站的时候，雪刚开始落。
起初只是车窗外偶尔掠过去的一两点白，落在玻璃上便化成水，江遥盯了几分钟，甚至不能确定那究竟是雪，还是列车高速穿过空气时卷起来的什么东西。等车真正慢下来，站台顶棚、远处灰白的楼沿和铁轨之间那些平时最容易积灰的缝隙里，才陆续显出一层极薄的白。广播重复了两遍到站信息，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低头确认手机、证件和那支原既白骑了六公里送来的签字笔都在，才随着人流往车门走。
全国决选结束以后，她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再把“前五十”三个字反复放在脑子里了。刚进训练营名单的那几天，亲戚比她兴奋得多，电话里不断有人问保送、问燕大、问以后是不是就不用参加高考了。奶奶甚至认真计算过，既然大学大致有了着落，高三剩下的那些卷子是不是可以少做一点。江遥解释过几次，后来索性不解释。她自己反倒是在决定继续走下去以后安静了许多。全国第六十三、第二十八、综合第四十八，这些数字在澄州的时候像三块刚烧红的铁，走到哪里都带着温度；过了几个星期，它们慢慢凉下来，成了简历上三行已经发生过的事实。
训练中心离燕大不远。接站的大巴从高架下来时，有人认出了远处的校门，车里立刻有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前排有人趴到玻璃上拍照，还有人说自己夏天来过，知道哪一栋楼里有全国最好的低温实验室。江遥坐在靠窗的位置，也顺着他们指的方向看了一眼。雪还没有积起来，校园外的树枝都是黑的，围墙后面几栋楼露出屋顶，看不出和别处究竟有什么不同。她当然知道自己大概率会来这里，甚至在《去留》之后，这个选择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具体。但当它真的隔着一条冬天的马路出现在眼前，她反而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只觉得那几栋楼离得很近，近到第二个红灯亮起时就被甩到车后去了。
宿舍四人一间。江遥进去时，靠窗的一张床已经铺好了，床边蹲着一个女生，正试图把一只明显太大的行李箱塞进床底。她试了两次，箱子的轮子每次都恰好卡在铁架上，第三次终于放弃，坐在箱子上抬头说：“如果我连这个都建模失败，我觉得训练营不用参加了。”
她叫简宁，来自西边一个冬天比这里冷得多的省。另一张床的主人韩思遥比她们早到半小时，已经把桌上仅有的两个插座分出一个六孔插排，还很认真地用胶带在自己的充电器上写了名字。江遥看见“思遥”两个字时愣了一下，对方也笑：“我一路上已经被叫了两次江遥。以后老师喊‘遥’，咱俩都别急着答。”
剩下一个床位到晚饭前才有人来。三个人谁也没有立即讨论成绩。事实上，在这种地方问“你全国第几”跟在普通班第一次见面问“你期中考多少”差不多，不能说不正常，却多少有点用力过猛。她们先讨论暖气太热、洗澡水几点以后会变凉、食堂哪扇门离宿舍最近，又研究了一会儿训练中心发的那只搪瓷杯究竟能不能直接泡方便面。直到简宁拆开行李箱，从最里面拿出一袋家乡牛肉干，韩思遥才一边撕包装一边说：“我妈让我带十袋，说这里全国五十个人，我如果混不到国家队，至少可以混出四十九个人脉。”
江遥笑得差点呛到。
晚上七点是第一次全体集合。五十个人坐满一间不大的阶梯教室，没有欢迎横幅，也没有人专门讲他们有多优秀。负责训练的周老师看起来五十岁上下，拿着一叠临时卡片进来，第一件事是让所有人把原来的号码牌摘掉。全国决选时，每个人的胸牌上还印着省份和参赛号，这一次只有名字，背面是一串随机生成的测评编码。
“过去的成绩我们有。”周老师说，“但第一次诊断阅卷不用。卷子只认编码。”
后排有人问：“完全匿名吗？”
“理论卷匿名，实验评分没办法完全匿名，设备总不能蒙着脸做。”周老师把最后几张卡片递下去，“但评委不会因为你全国决选排过第几多给半分。进了这个门，原来的名次暂时没什么用。”
他说的是“没什么用”，不是“全部归零”。江遥低头把自己的编码看了一遍，觉得这个说法反而准确。她手上那几个因为实验训练磨出来的薄茧不会消失，去年差四分落选的记忆也不会消失，澄州那五个小时里她学会的那些克制更不会因为换了一栋楼就自动清空。能被清掉的只是别人看她时最方便的那一行数字。
第二天上午是理论诊断。
四个小时，四道题，一百六十分。
第一题并不偏，甚至比全国决选里某些题目更像传统竞赛题。江遥做得很快。第二题是一套带有限制条件的热力学过程，中间有一处参数变化会使前面常用的近似失效。她写到第三页时停了下来，把已经展开的一大段计算划掉，从条件起点重新检查了一遍，最后换了一条更笨却安全的路径。要是一年前，她大概会因为已经走出一个漂亮形式而舍不得退；现在她划那几行字时只是有点心疼纸。
真正让她坐直的是第三题。
题目给了一个由许多相同单元构成的系统。单个单元的行为非常简单，相邻单元之间只有一种局部作用，可一旦数量变多，系统便会在某个参数附近突然出现整体状态变化。题目没有告诉考生该用什么表示，也没有把所有变量直接列好，只给出几种条件下的现象和两个特殊极限，让人自己建立描述方式。
江遥第一遍读完没有动笔。
考场里已经响起密集的翻纸声。有人开始列方程，有人在草稿纸上画图。她却把题目从头又看了一遍，目光停在两个乍看之下并不重要的现象上：当系统尺寸改变时，转变点附近的波动宽度也在变；而边界条件换掉以后，远离转变区域的行为几乎没有变化，真正敏感的只是很窄的一段。
她先在草稿纸上画了几个点。
接着又画了一条并不存在于题目中的轴。
那一瞬间她甚至有一点熟悉的兴奋。不是因为她已经会做，而是因为原来散在题目里的几个现象忽然像被某种东西牵到了一起。她试着不用每个单元的具体状态描述系统，而找一个能够表示整体“偏向”的量，再去看它如何随着控制参数变化。这样一来，题目的前两问几乎自然地落了下来，第三问里那个看似突兀的尺寸效应也出现了可以理解的方向。
她写得越来越快。
写到最后一问时，那种危险的顺畅感又来了。
她提出了一个尺度关系。式子很漂亮，两个极限都对，趋势也对。过去的江遥很可能会在这里继续往前，把它当成已经找到的规律。但她盯着那条式子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省队实验室里那几个被她保留下来的异常点，又想起澄州那条来回扫描并不重合的曲线。
她在式子下面加了一行：
“以上关系需要假设关联长度在此区间内只有一个主导尺度；题给条件不足以证明。”
停了几秒，又把原本准备写下去的结论删掉了一半。
这让答案变得不那么漂亮。
她却没有再补。
第四题反倒把她卡住了。那是一道技巧性很强的综合题，入口藏在一个她并不熟练的变换里。她试了两种表示都走得很远，直到剩下四十分钟才意识到最省时间的做法其实是一个训练中见过却一直没有真正练熟的标准技巧。等她重新开始，时间已经不够。最后两问只完成一问半，铃响时她刚把一个中间式子写到等号右边。
交卷后，教室里没有谁立刻表现出如释重负。
五十个人从不同省份走到这里，早就过了“考完马上对答案就能判断自己第几”的阶段。走廊上还是很快分成了几个小圈子。有人争第一题最后一个符号，有人已经在讨论第四题第二种做法。江遥刚走到饮水机边，陆徊就从后面叫住她：“第三题最后那个尺度，你写死了吗？”
“没有。”
“你没写？”
“写了个条件。”
陆徊把纸杯接满，皱着眉回忆：“我直接推了。”
“你推出来了？”
“推出来一个。”他说，“现在不知道是我推出来的，还是我想让它被推出来。”
江遥笑了一下：“那挺危险。”
陆徊瞥她：“你现在说这句话很有实验室老人的味道。”
许观澜正好从旁边经过，听到最后半句，停下来问清他们在说什么。她想了几秒，说自己用了另一种处理，把尺寸依赖藏进无量纲参数里，但也没有完全证明唯一性。三个人站在饮水机旁边又说了几分钟，直到后面有人端着杯子等得不耐烦，才发现已经堵住了整条走廊。
江遥回宿舍时没有给原既白发“考完了”。他们早就不再把联系做成每天必须完成的动作。直到晚饭后，她坐在窗台边，看见外面的雪终于开始真正积起来，才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宿舍楼下停着两辆自行车，车座已经白了一层，远处有人撑着伞跑过。
原既白过了二十多分钟才回。
“我们这里没下。”
又过了一会儿，他补了一张照片。是摊在桌上的一套数学卷，旁边放着一杯已经凉了的水，最上面一道题被红笔改了两次。
江遥问：“错了？”
“不是。第一种解法太长。”
“第二种呢？”
“更长。”
她看着屏幕笑了半天，回了一个猫从窗台掉下去的表情。
原既白没有问她理论考得怎么样。她也没主动说。
第三天是实验。
如果说一年前的江遥进入实验室时最怕的是自己看不出规律，现在她更警惕另一件事：太早看出规律。
上午第一项装置并不陌生，难的是仪器并不是省队训练时用惯的型号。旋钮的位置、探头响应时间、标尺精度都不一样。她拿到器材以后先花了几分钟做了一件去年绝不会优先做的事——不测正式数据，只让输入量来回改变，看看设备自己有没有记忆。
第一次上升和下降的曲线没有完全重合。
差异很小。
她又做了一遍。
还是有。
旁边一名考生已经开始正式记录，仪器笔尖在纸上连续划动。江遥没急，换了两个变化速度，再试了一次，终于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偏差不是随机噪声，而和扫描方向、停留时间有关。她在实验记录最前面单独标了一段，后面的数据处理也没有把这部分强行塞进理想模型。
第二项却做得不顺。一个接触点在中途出现轻微漂移，她最初以为是材料本身随温度变化，花了十几分钟试图解释，后来才发现探头固定得不够好。重新处理以后，前面一部分数据必须作废。她没有慌，但时间被实实在在吃掉了。最后的误差分析只写到一半，铃声响时，监考老师从她桌边收走记录纸，她下意识还按着纸角，停了一秒才松手。
走出实验室，陆徊在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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