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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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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章 选择 (第2/2页)

办公里独处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还吩咐老汤,在他独处时,不要让人打扰他。他在思考,在计划、在等待着。

    这天已经是傍晚,天快黑的时候,他独自走下酒窖。他站在窖底最深处那排橡木桶前面,在一只桶盖上坐下来。窖里很安静,只有通风口传来的、均匀而轻微的空气流动声,像一整座地下的建筑在缓慢地呼吸着。他坐在那里,眼睛适应了昏暗之后,能看见那些桶的轮廓,一排一排的,像一支正在等待检阅的队伍。七十岁了,张振勋已到古稀之年,腰背不像从前那样挺直,走长路的时候膝盖会酸。可那些桶比他老得慢,它们里面的酒还在变,还在把那些葡萄汁液里的酸和糖慢慢地转化成一整瓶一整瓶的、可以被时间饮下的东西。

    他坐在那排桶前面想,如果有一天这座酒窖上面的江山换了颜色,这些桶里的酒还是它们自己。风土在它们里面,时间在它们里面,那些被他从欧洲带回来、在烟台的土里扎下根、被虫咬过又被嫁接回来的藤,也在它们里面。

    突然,脚步声从石阶那边传过来,是巴保。“张先生,您在这里。有人在上面等您。”

    “谁?”

    “张彬郎先生来了。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当面跟您说。”

    张振勋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心想“时候到了。”他走出酒窖的时候迎面撞上了外面的灯光。张彬郎站在酒窖门口,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领带系得有些歪,像是赶了很远的路。他的眼睛是亮的,那种亮跟平常不一样,像是刚从什么事情里出来,还没来得及收回全部的光。

    “阿爸,”他说,声音压得很低,“孙先生让我来告诉您一声——清廷已经撑不住了。他在南京。他在筹组临时政府。”

    张振勋站在门框下看着他的儿子。数年前他在新加坡那个深夜,在一份名单上签下了名字的人,如今他已经学会用“孙先生让我来告诉您”开头说话了。那个在门槛边上攥着帽檐的、有些紧张的青年人,此刻站在烟台秋夜的月光下,袖口的扣子没扣好,可他说话的时候那个音节稳得像一根被钉进木板深处的钉子。

    “他需要什么?”张振勋问。

    “钱。还有人。”张彬郎停了一下,“他说,如果您愿意,可以公开表态了。”

    张振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表态的事我自有分寸。钱的事你跟老汤说,从他那里支出。”父子俩说着已经回到了酒坊的办公室,张振勋从放在角落的木箱里取出一样东西递给张彬郎,是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信纸上只有三行字:“张裕酿酒公司股权总额之三成,由新政府支配。具体事宜,可由孙中山先生全权处理。”

    张彬郎接过那封信的时候手顿了一下。他抬起头来看父亲,想从那张脸上找到一丝犹豫或者迟疑,可他没有找到。那张脸在灯光下像一块被水流冲刷了太久的石头,所有的棱角都被磨平了,只留下最核心的那个形状。

    “阿爸,”张彬郎把信收好,问,“您什么时候开始相信的?”

    张振勋想了想。“不是什么时候开始相信的。”他说,“信是在路上慢慢变成的,不是哪一天哪一刻才变的,而是你走了足够远的路之后回过头来一看,才发现自己已经变过来了。”

    张彬郎没有追问。他把信小心地折好放进内袋,朝他点了点头:“那我连夜赶回去。”他转身走出酒坊,跨上马,马背在夜色里一颠一颠地远去了,蹄声在土路上逐渐变轻,最后被夜风和虫鸣完全吞没了。他走的是烟台港的方向,那艘能在天亮前赶到上海的船还在等他。

    张振勋站在酒坊门口,看着那片空荡荡的夜色。海风从远处吹过来,带着微咸的潮气,拂过院子里的石榴树和墙角那几排空酒瓶,发出细碎而清亮的声响,像很多只很薄的杯子正在被看不见的手轻轻敲着。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朝东山坡的方向看了一眼。天黑透了,看不见那些藤,可他记得它们长成什么样子,每年从光秃秃的枝条到满坡的碧绿,从满坡的碧绿到累累的果穗,从累累的果穗到最后一粒葡萄被剪下来送进压榨作坊。那个过程他看了十多年了,每年都一样,可每年也都不一样——同样的藤长出了不同的果实,不同的年份藏进了不同的瓶子里。路也是一样的,前人在前面开了口子,后人沿着口子继续往下挖,走着走着就开出另一条岔路来。他修了广三铁路的一段,他的儿子可能要去修另外的路,那些路会通向哪里他现在看不见,可他相信它们是会继续延伸下去的,像那些藤每年都会朝着光的方向伸出新的卷须。

    他转身走回办公室,在桌前坐下来,把那盏油灯重新点着了。火苗从灯芯上升起来的时候,先是晃了一下,然后稳住了,在桌面上投下一圈匀净的、暖黄色的光。他坐了一会儿之后伸手进内袋,摸了摸那枚雍正通宝。铜钱还在,边缘被他摸了太多年,已经磨得圆润光滑,像一枚被海水冲刷了很久的小石子。他用指腹摩挲着它的边缘,隔着衣服也能感觉到那圈熟悉的光滑轮廓。那枚钱跟了他五十多年了,比他在烟台待的时间还久,比他在南洋待的时间还久,比他在世上所有的儿子和产业都更早地跟在了他身边。它见证过的变迁比任何人都多,可它什么都没说,只是安静地待在他胸口那个位置,一年一年地贴着他的体温。

    他松开手,提起笔来在煤油灯的光下写了一封信,写给还在南京的孙中山:

    “孙先生如晤:

    弟张振勋自光绪三十二年初见先生以来,数载于兹。其间弟未曾公开表态,亦未曾参与任何一次集会。然弟始终认为——实业为体,制度为用。体与用不可偏废。今日政局将新,弟愿以张裕酒厂之实,为民国之新添一丝底气。

    三成股份附函另呈。不计回报,不求署名。

    另:弟有二子,皆受英式教育,一人懂船务,一人通洋文。若新政府需用之,弟愿遣往。此非代子择路,乃替新国添人。

    ——张振勋,于烟台灯下。”

    这一年年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张振勋在张裕酒坊里收到那张报纸的时候,窗外东山坡上的葡萄藤正静默地站着,叶子落尽了,枝条在冬日的薄阳里像一幅被收尽了颜色的素描。

    那片山坡他已经看了将近二十年,从荒草到藤蔓到果穗到霜枝,每个季节都看过,每种天气都经过。如今又要换一个季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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