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选择 (第1/2页)
十月下旬的南洋依然闷热。张振勋坐在裕和行新加坡分号的二楼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张《叻报》。报纸头版登着一条电报全文——武昌起义爆发，新军攻占了湖广总督衙门，起义军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各省纷纷响应。他把那条电报读了三遍，目光在“武昌“两个字上停了片刻，又移到下一条消息上，那里写的是北京朝廷正在调集北洋军队，准备南下镇压。他没有把报纸放回桌上，而是搁在膝头，朝窗外望了一会儿，榕树的树冠在午后的日光下绿得发沉。
他想起了十多年前，自己在南洋看到中法战争的消息时的心境——那时候也是一样的“打起来了“，只不过那时候打的是外敌，如今打的是自家。那时候他捐了十万两，带着南洋华商募了两百万。如今再听到“打起来了“三个字，他发现自己心里的反应跟当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当天下午，两封信几乎同时送到了他的案头。一封来自清廷——湖广总督瑞澂的亲笔信，用火漆封口，言辞恳切，请他“为社稷计、为苍生计，慷慨解囊，共襄平乱“。另一封来自革命党——黄兴的信，用的是普通的牛皮纸信封，没有官印，没有头衔，措辞一样恳切：“清廷倒行逆施，天下苦之久矣。今武昌举义，四方响应。望张公以侨商之望，助革命一臂之力。“
他把那两封信并排放在桌面上看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来，放进了抽屉里，锁好。傍晚的南洋下了一场阵雨，雨点打在芭蕉叶上，像无数粒细小的石子同时在敲打一面巨大的鼓。
三天后，张家的核心成员和几位老部下被召集到了槟城的住处——门眉上写着“光禄第”三个大字的大宅院，天井里种着一棵老榕树，树冠遮住了大半片天空。饭厅里摆了一张长桌，围坐了将近十个人。
张振勋坐在桌首。他没有穿官服，也没有穿洋装，穿了一件家常的灰布长衫，袖口卷到了肘弯以上，露出两只青筋微凸的小臂——那是几十年跟土地和账本打交道的痕迹。他把那两封信从信封里取出来，摆在桌上，让每个人轮流传看了一遍。
“武昌起事，各省响应。清廷和革命党都写信来要钱。你们怎么看？“
话音落下之后，桌边安静了一小会儿。最先开口的是跟了张振勋几十年的老部下，当年一起从橡胶园里逃出来的李氏兄弟，帮忙管理着南洋上百个种植园，见过大风大浪，做事向来谨慎。大哥李显文放下那封盖着火漆的公函，用指头在信封正面点了点，说：“掌柜，咱们做生意的，求的是稳。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少给一点——既不用表态，也不用担风险。等尘埃落定了，谁赢了咱们再跟谁靠近，也不迟。“
旁边还有张文星，管理着大大小小几十个矿场；陈康和杨明虎，负责总账房工作。何宇成，管理着南洋无数的物业及码头。几个人点了点头。有人低声说“显文说得在理“，也有人端起茶盏来喝了一口，没有表态。
张彬郎站了起来，看了父亲一眼，张振勋心领神会，扬了扬手，示意他先不要说话。这时，张美郎从怀里拿出一份新到的《民立报》，翻到其中一版，指着上面的一段话：“父亲，您看看这个——各地商会、侨团纷纷表态支持革命。南洋这边，新加坡、槟城、巴达维亚，已经有十几个侨团公开通电响应了。如果我们再观望，等革命成功了，我们在南洋的地位就会变得非常被动。清廷的气数，已经到头了。“
“美郎，你说气数已尽——凭什么断定？“张振勋终于开口了，声音不高，没有情绪，像在核对一条账目。
张美郎没有急着答。他把报纸折好，放在桌面上，说：“因为清廷的官，已经不相信清廷了。“
这句话落下之后，没有人再出声。一直坐在张振勋身旁的黄阿福端起茶盏喝了一口，然后轻轻放下了。
张振勋扫了一眼桌边的人。有人低着头，有人在看窗外，有人拨弄着茶碗盖，发出细小的叮当声。他把那两封信拿起来，叠在一起，又放下，动作很慢，像在做一件并不急着完成的事。
朱月芝看了一眼张元郎，张元郎才不紧不慢的说“我们做的是生意，是经营，不应参和到政局的纷争里，稳字当头，稳对我们最有利，朝廷经历过那么多的风雨，还没倒下，相信这次也能安然渡过。他们想要钱，那两边都给些，两边都不得罪。”
张振勋看着朱月芝，问“这也是你的想法吗？”朱月芝轻轻地点了点头。
张振勋转过身，背对大家，默默的念着“我们都老了.....”
散会之后，张振勋在书房里关了三天。他推掉了所有会客，只在每天早晚各开一次门，让黄阿福送饭进去。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三天里做了些什么。
第四天早上，他走出书房。面容比三天前清瘦了一些，眼眶微微发黑，可目光依然平稳。他对等在门口的黄阿福说了第一句话——“备船，我要去烟台。“
他随身带了一封信，没有封口。信是写给黄兴的。信里只有两行字：“革命之事，振勋不谙政治，但知太平难得。今清廷失道，天下思变，振勋愿以微力助正义之师。款已另托人转汇，盼查收。“
他把信交给黄阿福，让他用最快的渠道送到收信人手里。然后他上了船，朝烟台的方向驶去，船尾的波浪在晨光中拖出一道长长的白线，像一笔刚落在纸面上的墨迹，正顺着纸的纹理慢慢地洇开。
船行在海上的时候，张振勋站在船尾，扶着栏杆，望着南洋的海岸线渐渐变成一条淡灰色的细线。
他想起很多年前在红头船的底舱里蜷着身子熬过的那二十多个昼夜。那时候他十六岁，不知道自己会活成什么样子。如今他七十岁了，站在自己的船上，身后有酒厂、有铁路、有银行，有一整个在南洋和中国之间架起来的产业，有一众以自己为核心的家族成员、还有那些数不清的在这产业里工作的伙记和他们背后的家庭......
一个月后，从巴达维亚汇出的二十万银元辗转到了黄兴手中。据当时革命党内部的一份支出记录显示：“十一月，南洋侨商助饷二十万，已收讫，充作北伐军费。“记录很简单，只有一行字，没有加任何形容词。张振勋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公开的感谢名单上。他没有要求署名，没有要求收据，只是让汇丰银行把款子转到了那个指定的香港账户上。
回到烟台后，张振勋每天都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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